“阁楼上的鲁迅！​”“必记本”北京建外soho读书会第五场

在鲁迅的意识或曰头脑层面上，他相当西方化（借用卡西尔的说法）：相信西医，鄙弃中医连同与中医相关的中国式的修身养性；相信进化论，漠视东方人在历史观念和生命观念上的轮回说；信奉尼采的意志论，不以中国古代圣贤的齐物论或天人学说为然；有人让他开个中国古书的阅读目录，他开了个空白；有人倡言读老庄著作，他撰文着力抨击；如此等等。

然而，在鲁迅的下意识或曰生命的本能层面上，他又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地道中国人。在他的自由恋爱和母亲指定的婚姻面前，他选择婚配；在流浪和居家之间，他选择家庭（顺便说一句，这也是鲁迅有尼采的意志论而不可能走极端的原因，因为鲁迅拒绝流浪，而怀恋居家生活）；在爱情上的放浪不羁和道德上的自我约束面前，他又选择自我约束（再顺便说一句，这种自我约束所压抑下去的能量又经常在他的小说中释放出来，比如《肥皂》中的咯吱咯吱细节，等等）。

鲁迅在文化人格上的这种冲突表明，他在头脑上和意识上是要强的不服输的富有进攻性的，而他在身体上和内心深处却又是软弱的妥协的时刻准备规避种种风险的。鲁迅这种有意识的要强和下意识的虚弱，构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反差，而这种反差又象迷雾一样弥散在鲁迅的生命中，使他最终成了一个杂文家，而不是小说家。因为生命在小说中往往是相对完整的，而生命在杂文中却是零碎的，残缺的。 

鲁迅曾对自己的这种杂文状态作过一个摆地摊的比喻，这倒不失为一种准确的自我写照。鲁迅的前期创作以小说和散文为主，而后期创作就几乎为杂文所覆盖了。即便就杂文而言，鲁迅的前期杂文闪烁着生命的智慧，后期杂文就几乎是直抒胸臆。这里所说的前期后期，是以一九二三、二四年鲁迅和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为界。 

一九二三、二四年间爆发的这一家庭事变，在鲁迅内心深处造成的心理创伤巨大而致命。

虽然在表面上，鲁迅和周作人都以极大的自制力将此遮掩得不露丝毫痕迹，但据周作人所言，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写出了这一事变给鲁迅内心所带来的极度苦痛。据此，引用一段小说结尾处的内心独白的文字对于了解鲁迅的这种苦痛或许不无裨益。比如：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又如：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一方面是悔恨和悲哀，一方面是遗忘和说谎；悔恨和悲哀是对往事的忏悔，遗忘和说谎是对未来的冷漠；如果周作人所言确如其事的话，如果小说中涓生之于子君的这一连串独白确实表达了鲁迅在冥冥之中对周作人的自我告白的话，那么人们可以发现，这场兄弟失和之于鲁迅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或许正是领略到了这种打击之于鲁迅的毁灭性意味，周作人才会在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表明："也不想说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因为不管小说如何声称要走向新的生活，但小说又同样表明，在以后的生活中，遗忘和说谎将成为生命的前导。

当一个人无法面对自己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选择用遗忘和说谎组成的自欺方式，以寻求某种自我解脱。当然，不管此刻的鲁迅在内心多么痛苦，其处境多么悲惨，但他至少是清醒的，理智的。

但别的人清醒吗？

敬请参与“必记本”北京建外soho读书会第五场！

主      题：“’阁楼上的鲁迅’，以及时代映照的文化人群像！”

主讲嘉宾：逄增玉（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持嘉宾：原平方博士

时       间：本周六（12月11日）16：00—18：00

地       点：北京建外soho东区5号楼1503

报名方式：文末留言标注姓名